“教授当死于讲堂”——民国大学教授的精神坚守

“教授当死于讲堂”——民国大学教授的精神坚守

来源:江苏文艺出版社作者:张在军

【按】近代中国的抗战岁月,大家肯定不陌生。在那国殇时代,莘莘学子和老师的命运如何呢?他们是如何度过那段艰难岁月的?在山河破碎风雨飘摇中,他们到底在做什么?在想什么?给我们留下了什么?这些往事如今似乎都消失不见了。

  对于我们几乎空白的历史记忆,张在军先生的工作就显得极有意义,多年来他一直致力于民国教育史暨人物研究,他的新书《当乐山遇上珞珈山:老武大西迁往事》提供了那个时代的一个缩影,该书首次全景再现民国五大名校之一武汉大学抗战西迁往事,记述了武汉大学从珞珈山流亡四川乐山的人和事。其中追述了梁启超的得意门生、史学家吴其昌先生在病痛中不屈不挠、立志为学的事迹,令人感动,是一代知识分子精神坚守的真实写照。

求学生涯

  战时的武大史学系也算是冷门,不过略比哲学系稍强一点。学生情况从钱树棠(1941年史学系毕业)的文章可窥一斑:“我和严耕望、郑昌淦两兄都是19379月进入武汉大学史学系的。同班同学有二十多人……及至武大迁到乐山,史学系一年级新生只来了四五人,只及原额五分之一,而且小半又转了系,只剩下我和严、郑二兄。后来虽来了借读生和高班复学生,全班总共也不过八人。”至于教授阵容,相对西南联大等高校来说只能算一般般,如吴其昌、韦润珊、陈祖源、郭佳斌、鄢远猷、陶振誉、杨人楩、吴廷璆等等。其中吴其昌教授的事迹最为感人,广为传颂。

 1925年,清华国学研究院开办,浙江海宁人吴其昌即报名应考。此次招生共录取学生三十三名,吴其昌以第二名考中,成绩骄人。是年99日,研究院举行开学典礼,王国维、梁启超、赵元任、陈寅恪四大导师先后到校任教。各位教授有不同的指导范围,如梁启超负责诸子、中国佛教史、宋元明学术史、清代学术史与中国文学诸学科。而吴其昌择定“宋代学术史”为研究题目,由梁启超担任指导教授。二人因此缔结的师生缘,无论对于梁还是吴的学术生命,都极其珍贵且意义深远。

执掌教鞭

  1928年,因梁启超的举荐,吴其昌受聘南开大学,在预科教授文史,由此走上高等学府的讲坛。1932年,吴其昌来到美丽的珞珈山任教,后任史学系主任。吴其昌生前经常拖着孱弱的病体走上讲台,“有时讲着讲着就会咯出一口血来,同学们劝他早点回去休息,先生却说:战士死在疆场,教授要死在讲堂。我已活了四十岁,如加倍努力,不就等于活了八十岁吗?稍事休息后,先生又振作起来,继续上课,我常常是噙着泪听先生讲课,受先生精神的鼓舞,愈加勤奋。”

马同勋19368月考入武大史学系,1942年毕业并留校任教,在吴其昌耳提面命、谆谆教诲中度过了最为珍贵而充实的八个春秋,是直接受教于吴其昌时间最长的门生。六十多年后,马同勋每每忆及老家大庭中央供奉的“天地君亲师”牌位,大学时代的恩师吴其昌就如影随形地浮现在眼前。

  抗战期间,学习条件极差,没有教材,没有讲义,全靠课堂记笔记获得知识。吴其昌讲课时非常生动和精辟,操一口江浙口音,担心他讲的话学生不一定完全听得懂,所以每次下课时,都要将所有学生的笔记本收上去,带回去一一批改、更正后,再发还给学生。班上共有十一位学生,他每节课均是如此。后来,吴其昌发现马同勋的笔记比较全面,就只把他一人的笔记本收回去细改,作为范本,叫其他同学对照马同勋的笔记订正修改。据吴其昌的女儿回忆,“有一位学生开始听不懂他的浙江话,每次下课后都来家请教。爸爸总是耐心地慢慢地再讲一遍,实在不懂的字词就用笔写。于是我只要见这位学生来访,就准备好纸笔放在茶几上。”

 马同勋回忆,“先生每次讲课都是一篇完整的学术专题讲演,主题鲜明,逻辑严谨,语言考究,又不失风趣。古代文字学、宋明理学、佛教与禅宗均为义理难解的课程,经过先生通俗易懂、深入浅出的讲解,旁征博引、风趣幽默的阐述,不知不觉间把我们引回历史长河,大有亲临其境之感,至今记忆犹新。听先生授业真是比沐浴春风而有过之。”“先生每次授课,感情充沛,明白晓畅,深入浅出……每逢讲到西晋、北宋、明代亡国之痛时,先生惋惜悲愤之余,总是结合抗日战争现实谆谆教诲我们‘国家兴亡,匹夫有责’,‘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’!上课时,先生曾领导我们高唱岳飞的《满江红》和抗战歌曲《松花江上》,大讲岳飞、文天祥的抗敌入侵事迹以激励我们的爱国热情。在先生的教育影响下,全班十一位同学中,1938年春有七人奔赴抗日前线,二人为国捐躯。"

编纂恩师传记

  1943年岁末,重庆胜利出版社为发扬文化传统、凝聚民族精神,组织编纂《中国历代名贤故事集》,中有《梁启超》一册,特邀梁之高足吴其昌承撰。既感师恩,又以民族文化建设为己任,吴其昌因此不顾病势沉重,慨然应允。无锡国专同学王蘧常曾记其写作情景:“临命前一月,尚应当事约,作梁任公传,都五十(“十”疑为衍字)万言,力疾从事。气若不属,屡作屡辍,终至不起。”此语虽简要得体,却不如吴其昌自述详细感人:

  其昌受命奋兴,时病正烈,学校正课,至请长假,而犹日日扶病,搜集史料,规画结构,创造体例,起打草稿,虽在发烧、吐血之日,亦几未间断,其事至苦……近两月来,几于日夜赶撰此稿,朋友劝阻而不果。(《致潘公展、印维廉书》)

  潘公展、印维廉二先生嘱撰《梁启超传》,十二月中旬开始动笔,一口气写五万字足,直至一月十九日,始告一段落,身体太弱,写四五天必须睡息一天,辛苦!辛苦!(《致侯堮书》)

北大中文系夏晓虹教授在《梁启超》(百花文艺出版社版)前言中说:吴其昌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撰写的《梁启超》虽仅成上篇,仍足以显现其学术精神。他自认“本书为其昌呕血镂心之著述,虽片言只字,未敢稍苟”,其写作也“正因负责、确实、认真三义坚守不渝之故,乃至误期”(《致潘公展、印维廉书》)。蒿目时艰,吴其昌炽热的救国情怀也在《梁启超》一书中展露无遗。在为梁启超登场所作的时事铺垫中,吴氏也特于结尾处设置了“暴日蓄志亡华的深心”一段论说,揭出早在明治之前,日本的维新志士即以吞并中国为日本强大的国策。而吴氏1942年发表的《梁任公先生别录拾遗》与《梁任公先生晚年言行记》,无论是写作心境还是叙述思路,均与《梁启超》一传相通。二文所勾勒的梁氏日本观之转变,如何从“戊戌亡命日本时”“觉日人之可爱可敬”,到“护国一役以后,始惊讶发现日人之可畏可怖而可恨”(《梁任公先生别录拾遗》),以及作者不断提示的梁对日本的警惕,放在抗日战争的特定背景下解读,才可以得到准确的理解。

  鞠躬尽瘁 抱憾而去

  194312月中旬开始,吴其昌为著《梁启超》一书,从搜集史料,规划结构,创造体例,起打草稿,至1944119日完成上半部三章五万余字。有一天,吴其昌照常拖着孱弱的病体走上讲台,课还没上完,就突然吐血不止。当时已毕业留校当助教的马同勋,急忙将老师背回家。进入2月份,吴其昌完全卧床了,最后昏迷不醒。学生于极荣在他去世之前,曾经见过老师一面,“某日上午,予赴文庙图书馆借书,11时许事毕返舍。当行至图书馆对面过道时,突见先生徘徊于教室外之走廊间。是日春风骀荡,天气温暖,而先生犹着棉袍黑褂,戴暖帽,围围巾,扶手杖,形容憔悴。踽踽独行,似有所思,亦似有所寻。予一见之下,不禁骇然。心念先生卧病已久,何故独自来校,徘徊于教室之前。于是趋前搀扶,问以何事来此。先生答云:自入春卧病以还,久已不见诸君,心常耿耿。今日精神稍佳,故来探视。予聆闻之余,颇觉不祥,当劝先生勿以此为念。适历史系有二三同学从走廊前经过,于是相偕护送先生返家。”

  不数日的223日凌晨,病重的吴其昌忽然清醒,大声说:“快快做饭,我吃了要去开会。”夫人问:“去哪里开会?”他拉过夫人的手放在额上,说:“这里——学堂里。”随即又昏过去。早上6时许,吴其昌永远离开了人间,年仅四十。实践了梁师“国难当头,战士死于沙场,学者死于讲坛”之誓言。此传亦因之以“半部梁传”之名,誉满天下。

自言“冀少酬先师任公知遇之厚”的这半部《梁启超》传记,出版时已成其遗著。因此,书稿印行时,也与同一系列的诸作不同,为表哀悼,卷首特别冠以由“胜利出版社编审组”署名的《作者小传》。吴令华在一篇文章中说他父亲著《梁启超》,“真做到了‘抠出心血来换它’。父亲是在以生命殉他的事业学问呵”!

  吴其昌是带着诸多遗憾走的,他没能看到抗战的胜利,没能等到杜甫“漫卷诗书”、“白日放歌”、“青春作伴好还乡”的日子。他还不满四十岁,正是学术创研的丰收年华,他拟革新中国古史研究的课题没有完成,“东亚史研究会”尚未建立,他还有多少著作没有完成,仅金文研究方面,《名象疏证》的其他篇章尚待续作,还有《方国疏证》、《习语疏证》、《职官疏证》、《礼制疏证》以及《华族亚细亚国群史表及考证》等等的资料等待整理充实。2009年,皇皇五卷的《吴其昌文集》由三晋出版社出版发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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